一些文章前的话:祝大家,迟到的新年快乐。这不是一篇non-fiction,这是一篇正在进行中的auto-fiction。之所以用第三人称写作,是我自己会更疏离一些,好受一些,能写下去一点。可能破碎也可能有精密的结构,但已获益于很多人的写作,其中包括Annix Ernaux, Olga Tokarczuk, Colm Tóibín, Ocean Vuong, etc.
她们用自己的写作,鼓励我回到自己的记忆,进入别人的梦里。这篇叫「家的解释」的文章,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,一直处于进行时,直到我找到一个「答案」。
也希望你留下一些你的记忆或别人的梦在评论区,分享给我和其他人。新年快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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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鹿特丹
他们去鹿特丹, Qi的家里。
他从德国来,到鹿特丹已是下午。他没直接去Qi家,而是先去亚洲超市「华南行」,买年货。在华南行里,他对着一排春联、灯笼、各类饰品端详,挑拣很久,最后选了一条「龙」、一个「發」、一枚「猫」。一到Qi家,他就迫不及待展示给她看。
他解释那美好的、临时编造的寓意。「龙」给这一年,你看这龙,还有爪子,一定行大运,一定有好命。「發」给她们的百万粉丝Podcast,新年成立公司、要多多赚钱,不要再为爱发电,这是最重要的。「猫」,他一时想不出寓意,那就给这个家另一个可爱的主人Vin吧。
说完他对自己的解释相当满意。
果然,大家都非常喜欢。Qi温文尔雅,假装接受他的解释,将其挂到窗上,说,「一下子就有了年味。」
(夜里的金龙)
另一个从邻国来的客人Lu,也对着那条龙使劲拍照,端详龙身,抚摸龙鳞,挑逗龙爪,玩得如孩童。他哂笑,「没见过世面。」说完,他意识到用词不当,Lu来欧洲十多年,她见过世面。他应该说,没见过传统。只有在接下来吃一锅螃蟹时,传统的烙印才在Lu身上显现。
他其实也没怎么见过这种传统。他盯向那窗户上的龙,想到阳光充足时,那扇落地窗可以吸收充足阳光,这条金龙到时候沐浴其中,一定漂亮极了。荷兰的落地窗就是落地窗,没有香港的飘窗一说,Qi老说荷兰是新自由主义,但他觉得,这是「老实人版」的新自由主义。
他不会给自己买这些过年饰品,这几年在德国、波兰和捷克流离,饰品是奢侈的。回德国长居后,他也没有一个可以一直住下去的空间。他不再搜集冰箱贴、小玩意儿、纸质书,或唱片。2022年年末,他和几个朋友自驾游西班牙,一个和他境况差不多的朋友Meng,在塞维利亚的市场盯着一对冰箱贴两眼放光。他嘲讽说,「我们连自己的冰箱都没有,要什么冰箱贴。」
现在,他在哥廷根学车,在汉诺威上班,时不时去柏林,要么是为了办活动,更多时候是去那儿见不同房地产中介,探勘从第二帝国、第三帝国到民主德国的老房子们,这些房子都年事已高,比起新房便宜许多。他试图从中找到一个可以称之为「家」的地方。他下定决心,要在柏林买房,尽快买房。有生以来从未有过这般强烈欲望。他带着一种骄傲,一种在新自由主义诸城市摸爬滚打十年过后,来到德国的「我买得起」的骄傲。也因此,他总摇荡在三地,接受德铁延误、晚点或取消的随机分配。
他端详这个房子的另一边,是通透的开放厨房,那里堆满了朋友们带的酒和食物。他猜Qi从来没想过,有天这个厨房里会有如此多的食物。海牙市场来的一大锅螃蟹,唐人街来的两盒烧鸭和一盘叉烧,柏林来的自制泡椒凤爪,鹿特丹中国城来的各式炒菜,Qi自己做的贵州酸辣水煮鱼,略微不合时宜的西班牙火腿,伦敦带来的泥煤味威士忌,他从哥廷根带来的很难搞到的白酒……这是个物质丰饶的、肠胃被撑大的厨房。
北方人Che看到了他带的白酒,两眼放光,「这地方还有这玩意儿?」他们目光对视便已兴奋,各自倒了一小口,干起杯来。
这是龙年的大年初一,他一早从汉诺威过来。其他人从阿姆斯特丹、海牙、柏林、伦敦、奥胡斯、布鲁塞尔,从四面八方而来。这基本上是去年年底,他们在柏林做公共活动时的阵容。大家把凑在一起做点公事的劲儿,转而用到了过年的私事上来。
他已不记得大家如何决定在鹿特丹过年了。但他们有心照不宣的默契:想象一个地方,能容纳十几个人,那个作为空间的家,作为家庭的家,作为主人的家,有权力(Power)邀请朋友来做客的家,那个满足所有条件的家,举目四顾,他们之中谁有?看上去就鹿特丹「最」有。
(买完年货以后,看着「發」有莫名的兴奋。)
夜已晚,海牙的朋友住得近,先走了。他们这些从更远地方来的,今晚得住在这个城市。
闲聊后他们玩真心话游戏。Qi建议大家分别匿名写上自己的问题,塞进红包里,放在桌上,搓麻将一样,把红包打乱,再分别抽取问题红包。他可能运气不好,又或者太好,第一个抽出问题,被怂恿第一个回答,而偏偏他抽出来的又是个极其无解的问题:
「家在哪里?上一次想家是什么时候?」
念完这个问题后,众人各自唏嘘喧哗。
面对这个老套而应景、又晦暗不明的问题,每个人都有好多想说的,或有更多不想说的。他们这帮朋友来自好几个不同世代,年龄差距横跨二十年,拥有各自的颠沛人生。如果把他们离开中国这件事,比作跳入海里,那在这帮朋友中,有人终于上岸,有人刚刚纵身一跃,有人还在中途泅水。泅水也分不同场景,有人独自跳海,有人和孩童一起划船,有人与伴侣一起摆渡。
但这问题不幸被他抽到,太容易勾引出悠悠岁月。他首先想到家的反面,一种anti-family的独立欲望 ,和一种 unhomed 的主动经验。他们并不一开始便渴望家,最初他们反家、离家、解构家……总之原生的家非他们所愿。
对他而言,家在哪里并非最初的问题,出路在哪里才是最大的问题。
(被酒水打湿的字条)
2. 香港
一月底,他刚从中国探亲回到德国,带着体内「难以消散的时差」,去哈勒的马普所开会。那是个移民研究工作坊。他受Si的邀请,成为在场唯一的非学术人士,仿佛这个工作坊的研究样本。Si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,同时兼具深刻与天真。她正在研究准流亡的人群,他因此更加觉得自己是被研究对象。
结束两天工作坊后,大伙儿一起去一家越南餐厅吃饭。哈勒有一种东德城市都有的萧条工业感,街景、楼群和天色都成日眉头紧锁,无法舒展。但那越南餐厅倒是摆脱了灰扑扑的颜色,内部装潢全由东北大花布拼接而成,大红大绿大灯笼,让人想起二手玫瑰乐队,既朋克又二人转,仿佛随时要唢呐奏响,再来一段「哎呀——我说命运啊——!」,总之味儿很冲。
但在一群外国学者面前,他实在无法分享此时的心理活动,万一人家问 what the hell is the Second-Handed-Rose&Two-Circulating-Dancer rock band, 他该作何解释?
(马普所附近的街道)
饭间,Si用同样的深刻与天真,聊了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归类——「成为成年人的城市」。
「对我来说那个城市是纽约」, Si说。
他沉浸在她的讲述中。与简单的成年礼的仪式不同,这是一个时间与空间交织的概念。你广阔的人生故事,以纽约为背景而展开,它是舞台,是BGM,是时代精神,你在那个舞台上,扮演许多种角色——留学生、博士生、媒体人、科技白领……恋人、朋友、对手……自由的人、身份模糊的人、等待证件的人、受到挫折的人、充满临时感的人,被收留与被驱赶的人。
「那是一段特别美好的岁月,我们那时没有家庭,没有伴侣,或伴侣在千里之外,我们总在一起。但不知为何,那时候总感觉到,这种日子有一天一定是会结束的,」Si说。
他认识她说的在纽约的其他两个主人公,也知道一些她们后来的踪迹,因此如看了一部早已知晓结局的剧集。那悠悠岁月确实早就结束了。
他也恍然大悟,他的成年被香港和它的历史所塑造的程度。原来他那种不安的、身心无法舒展的、永远计划出走的性格,并不来自他的家乡开城、或读本科的成都,而是来自十多年前去到的香港。他对金钱的敏感,对新自由主义的爱恨情仇,对新自由主义技能(股票、保险)被迫与主动的拥抱,也都来自那个香港。
最显著的自然是政治与社会的动荡。他到香港第一年,占中已在倒计时。第二年,他是刚入行的记者,赶上占中全过程。离开香港前一年,是反送中运动,他当时被迫离开那家媒体,加入一家科技公司,辗转在深港之间,作为局外人在前线与后方间穿越。他没做什么事情,在开城的家人却频繁因他曾做记者时的所作所为,而继续受累。
到他彻底离开香港和深圳、去往德国时,香港和深圳的时空距离是14+7天。整个新冠元年,他为了换香港身份,频繁在两地隔离。
一次在香港隔离时,他带着监测手环,住在西环一个二十几层的、只有几平米的酒店房间里。那个房间不够放一张桌子,他看书的地方只有那个飘窗的露台。那两个星期,无论如何他都无法找到一个舒适的看书体态。一天下午,他把手伸向那个巨大的飘窗,看向窗外,不自觉想纵身一跃,幸好那是个完全封死的窗户。当他看到Qi那个硕大的落地窗时,瞬间想到的,是在香港经历过的无数飘窗。
(手上是监测手环。被如此隔离时,会逐渐丧失身体和时间的感受)
即便没有社会与政治的剧变,他也不可能在香港购得一个「家」。香港让他理解什么是「残酷版」新自由主义,并在心里狠狠撕掉大学读过的罗斯巴德、熊彼特,也不得不撕掉哈耶克,至少是关于经济的那一部分。他并不尊重那些在香港做金融和律师的朋友们,他不喜欢他们,从心里畏惧他们。他从不喜欢去他们家里做客,那些过于庞大的房子是另一个世界,足以让他对他们的高谈阔论失去所有信任。
工作第三年时,他看了看自己的香港工作签证,还剩一年多,把心一横去了北京,时长不到一年,并且总定期回到香港报到。众人说的北京昂贵难居,他只觉得进入了经济上相对容易的模式。第四年,为了续香港居留,他找了份港大政治学系的工作,从北京又辗转回了香港。
这次他下定决心,不再想和三个女生挤在一个公寓。在最初的那个合租公寓,他住主卧,有自己的卫生间。他们没有公共空间,其中一个女生住客厅,用门帘围住,被称为「厅长」——一种俗气的自嘲、又一直流传下来的流行称呼。走廊上产生过无数公地悲剧,他每次都是那个收拾残局的人,清扫长发的人,更换女生们的厕所灯泡的人。那段经验让他不相信女人干净整洁卫生的刻板印象。
再回香港时,他默默发誓,不用港大的薪资,而是用自己的稿费,去交掉一个 17 平米左右的公寓房租,12000港币。在高校工作,比在媒体轻松多了。他很幸运地可以写书评、互联网问答和专栏,累到半死钱刚刚交够。他研习加密货币,学习港股和美股知识、开户、研究保险。给他开户的人和他年龄相仿,喜欢约在地铁站里签约,因为他们签完他,就去下一站签约其他人。他们花一张港铁票钱,一天签约数十人,完成自己的考核目标。
有很多记者同行离开去卖保险。在那时候不是因为新闻不自由,也不是因为贫穷本身,以香港收入中位数而论,他们都不是低收入者。他猜是害怕那种身体无法舒展的存在状态。但是去卖保险,同样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劫波。只有一两个会成为行业传说。是两个月成为百万圆桌、迅速成为超级会员、顶尖会员的那种传说,仿佛他们一夜之间开了窍,降服了惶惶不安的内心,降服了残酷版新自由主义,然后身体舒展开来。其他人会成为他/她们的下线,能在那个行业里待下去,就已相当了不起。
那是字面意义上的身体舒展。一个曾希望发展他做下线的女人,邀请他去参观她在离岛新买的房子,那是一种「姐姐没骗你」的证明。她发来照片,那是千尺豪宅,也就是一套约90平米的房子,带一个非常袖珍的院子,在他看来已犹如宫殿。在宫殿里她身体舒展。出于任何原因,他都必须拒绝去参观那个深渊的诱惑。
如果不谈论香港的社会与政治抗争,在经济上,他其实短暂接近体会过身体舒展的感受。
那是一笔加密货币的横财。准确的说,那笔横财与他的努力也没什么关系。是他表弟在十一年前或十二年前买的。表弟需要五万块,但差钱,他得到了三万五千块奖学金,给了表弟一万。四年后,当表弟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时,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属于他的那笔横财,在最高时可以买香港最普通的小半间楼。那时他打开手机软件,观看那一串数字,比当作家、做学者让人上瘾多了。他心跳加速,却始终畏惧那狂热,不久便卖出大部分「横财」,继续小心翼翼,在香港靠稿费交房租。
即便有那笔横财,他始终不能想象在这个城市,买楼上车。那之后背负巨大债务的三十年,不是他想要的世界——那些最普通的香港楼群,是真正的人类火柴盒。他小时候,和表弟在乡野奔跑追逐感到自由,从没想过要待在那种楼里。成年初期,他为了言论和出版自由而来到香港,他体会过写作与出版的自由。但这种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人生,不是一分一毫的自由。绝不是。凭什么人要这样活着?
(离开那家媒体的那天,一位香港本地同事的信。2021年去德国的前几天,他又翻出来,读了很多遍,「成功到底指什么?名成利就、自由自在,还是秉持初心,坚信自己相信的价值、锲而不舍说真话,我想你已有答案。最难的,莫过于在风高浪急之时,仍能继续守着这个答案。你的路远比我难走,但殊途同归,我们终会在终点相遇。」)
Si的叙述给了他启发。他在香港成为一个「过度成年」的成年人。
他也是等待证件的人、身份模糊的人、充满临时感的人,无论去到那里、180天后要来入境报告的人。但和Si的纽约不同,香港从来不是他的舞台,也从没作为他人生故事的BGM存在。是他作为香港的沧海一粟而存在。那个城市是自己的主角,有自己激荡的故事、无奈的命运和坠落的审判。他作为一粟,在其中泅泳,变换姿态、研习技能,然后被席卷,被香港的动荡、香港的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的威权同时席卷。
那些年他一直拼命较劲。在幻想做个浪漫男性文人、做个好记者和编辑、学好英语、研究与认同民主政治、充满反感地跟上本土右翼政治、纠结与徘徊在大陆人的身份,和在极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结构中,学习各类投资技能,在各类二级市场里交学费,去试图与自己的命运较劲。他年轻,二十多岁,尚不渴望家的解释,只是需要一个出路。
大流行开始后,那个城市终于给了他一纸身份,法律上他成为香港公民。从此比起中国大陆护照,他可以去更多地方「自由」旅行。他突然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特权者,从旅行文件的被歧视者变为了歧视者。在全球化的旅行身份上,他的身体理应舒展开来。然而在大流行期间,中港边境无期限封闭,国安法降临,这个曾经他觉得更便利与安全的旅行文件,更像是一个命运的黑色玩笑。
他需要新的出路。
3. 汉诺威
他说自己暂时无法回答家在哪里的问题,总之不在他任何一段过去。
也许在未来吧,他说。但他可以立刻想起上一次想家的时候。是昨天,大年三十的夜里,在汉诺威周五下班的地铁里,他接着说,这是一种奇异的矛盾,家在未来,但你却可以面朝过去,开始想家。
(新年的蛋糕应该是一份网络流行语。祝你「所得皆所愿,所失皆不悔」。)
他开始絮叨为何在去年12月的最后几天回国。首先是告别封锁边境后一整年,国境的封锁已经变成遥远的过去了。只要他想,他可以随时回去。
但最直接的原因,是因为圣诞。他的公司放假,大多数同事们都会回家。对欧洲人来说,圣诞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假期,提前一个月,整个城市都开始预热与庆祝。再小的城市也有它的圣诞市集,充满了热红酒、热淡酒、其他热腾腾的酒、各类小吃、微缩的教堂纪念品,还有霓虹灯光。
他们这些非欧洲人也加入其中,每天喝不同类型的热红酒或热淡酒,在冬夜里,在白雪皑皑中,在临时搭建的屋檐下,哈着白气,捧着热杯,喝一口带肉桂香的酸甜葡萄酒,来感受温存。他一个南方人第一次明白,什么是昼短苦夜长。他和朋友们一致认为,这种时候和朋友一起,是度过漫长寒夜的唯一良方。
这几年,他在哥廷根、汉诺威、柏林、布拉格,还有待过半年的捷克小城——奥洛穆茨(Olomouc),都感受过热闹的圣诞市集。奥洛穆茨总是人际荒疏,却也在圣诞集市时充满欢腾,他甚至在那里,被一个从泰国回来的奥洛穆茨Expat搭讪,交换过联络方式。
但唯独到圣诞当天,他们无处可去。到圣诞前夜,他为数不多的欧洲朋友,都搭上火车回到各自的国家和家庭,去过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家庭生活——无论他们此前如何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,是unhomed的游牧者,是多么的世界主义,他们都会在那一天消失,回归家庭。于是对欧洲人来说事先张扬的假期,对他来说,就是一场事先张扬的集体失踪。如果你曾在欧洲小城生活过,就会更明白他在说什么。而他恰好,留学居住过的城市几乎都不是大都市(克拉科夫除外)。
(他穿越边境的那个深圳湾关口,2021年10月,空无一人,他告别深圳的恋人。过了那个关口,就是14+7天的实际距离。这是实际意义上的没有回头路。)
他记得2021年的圣诞,那时候他刚到欧洲两个月。中国大陆也好、香港也好,仍在封锁边境。他决定离开这个国家时,需要先穿越深圳关口,再穿越香港边境,而后起飞。好在老朋友Ro,也选择在那年离开北京,前往丹麦奥胡斯。加上2020年就逃离中国的Ch,几个人约好圣诞节,在柏林相见。
她们在波茨坦广场下的东方超市购买火锅食材,坐U-Bahn去亚历山大广场,火车往东边开,那里是他临时租的几天Airbnb。那是个一室一厅的底楼房子,足够六七个人一起打火锅。2021年年底,柏林旅游业荒废,只需要50欧一晚上。
看到超市门店咖啡馆酒馆纷纷不打烊,他想,柏林真热闹啊。但他更喜欢平安夜当天的柏林地铁,与平日的地铁太不同了。地铁上几乎看不见德国白人,而全是其他各色皮肤的人。
「这些都是和我们一样无家可归的人。」Ro说。
紧接着,从地铁车厢的远方传来吉他和萨克斯风的演奏,他们望过去,竟然是两个白人乐手,一边演奏,一边缓缓朝他们走过来。吉他手带着白色口罩,萨克斯乐手下拉的黑色口罩,那口罩戴得聊胜于无,柏林人默许一个萨克斯乐手在今夜传播唾沫。Ro惊喜地识别,他们正在演奏的是列侬和小野洋子的歌。这时的柏林地铁仍全副口罩,众人在小声跟唱,去附和那深沉悠扬的萨克斯风。
So this is Christmas
And what have you done?
Another year over
And a new one just begun.
So this is Christmas, war is over.
……
I hope you have fun
The near and the dear ones
……
For weak and for strong.
Let’s hope it’s a good one
Without any fear.
(那夜一段视频里的截图)
他们听呆了,惊呼这两个白人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,舍小家为大家,是柏林地铁里的白求恩。此后两年,乌克兰战事爆发,上海四月封城,岁末的全国街头与斗转星移般的剧变,或正在进行的以哈战争在德国所引起的极端撕裂,都会屡屡把他带回那个记忆中停滞的柏林车厢。
是夜,尚在新冠病毒阴影下,众人小声唱,圣诞来临了,战争结束了,新年开始了。新的一年给所有人,祝福你快乐,在2022年,你们能快乐。在记忆里他是那个从未来回来的人,在那截车厢里他已知晓未来,那是说不出的浪漫悲伤。
他也因为那个场景而彻底爱上柏林,下决心那个伊拉斯谟世界计划的项目毕业后,一定要搬过去。
来鹿特丹前夜,是2024年的大年三十之夜,在汉诺威的地铁里。这是一个最为普通的周五下班日,地铁里一半以上是德国白人。他刚刚和国内的家人与朋友视频聊了聊天,独自喝了杯威士忌,锁好办公室门,坐上地铁,偷藏着含苞待放的心情。接着,那介乎于本能的欢喜、记忆的温暖、潜意识的期冀和哀伤,纷纷涌上心头。
他总结,那是一种热腾腾的失落,一种难以消散的时差。是去年12月底回国以后,见到开城的家人和深圳的从前恋人后,留在他身体里的时差。是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深刻植入他体内的时差。
「倒时差」于是不再是调整昼夜颠倒的生理行为,而是一种对过往人生与心中所爱的撕扯与告别。后者才真正需要漫长的时间,在体内去流逝、冲刷、撕毁和重塑。
2023年毕业后,他在汉诺威做一份工作。好些同事移民数十年,对他有深刻共情,如对待二十多年前的自己。只是他们也早就组建好各自的家庭,成为德国公民,子女的母语是德语,身份认同是德国。他们毕竟处于十分不同的人生。
他仍计划去柏林,视柏林为未来可能的家,但同样需要时间,漫长跋涉的时间和漫长等待的时间。
(记忆里的绿码)
因此在汉诺威,他时常感到悬浮,没有同龄朋友。他无法真正理解同事为人父母的心理和生活,更难想象自己有一天会在这个国家有个小孩。同事们大概也只能从他身上看到自己遥远的褪色的过去。汉诺威离有同龄朋友的哥廷根不远,但他已不再是哥廷根大学的学生了,现在还去的唯一目的,只剩下学车和续工作签证。
于是在汉诺威的办公室,下午同事通常较早下班。到了夜里,就不再有别人。他一般都是自己看书写作。
去年底,他和这帮在鹿特丹过年的人一起,在柏林办活动。他带去了自己这三年唯一自购的「奢侈品」,一个投影仪。后来活动结束,他就把投影仪留在了汉诺威的办公室。一天夜里,四下无人,一片寂静。
他突发奇想,何不把投影仪打开呢?
他关掉所有的灯,办公室瞬间漆黑。一道光投到墙上,夜里居然有电影可看,他感到一阵悸动。
打开MUBI,他看了最新推送的电影《回到首尔》(Return to Seoul),那个电影讲的是一个被遗弃的韩裔法国女生,成年后回到首尔,寻找亲身父母的故事。他想到2023年年初,中港刚刚放开边界通关时,他立刻从欧洲飞回香港,为了再见那个在深圳的以为再也见不到的人,那个最终也不肯跟他一起出走的人。那时他在油麻地电影中心看了这部电影,却错过了开头。没想到天旋地转,竟会在这个倍感悬浮的城市补了起来。
这部电影的开头补齐了心中遗憾。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自由和喜悦。准确地说,他感到一种毫无愧疚的身心舒展。他打开投影仪的Spotify,播放梅艳芳的歌。一首叫《赤的疑惑》的歌——那是王家卫的剧集《繁花》里玲子在夜东京的BGM。
「逝去旧梦愿你抛开,怀缅旧事徒令感慨。
今天美景不能再,不要为我添愁哀。」
接着,他打开从德国市民超市买来的廉价威士忌,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,跳起舞来。黑暗中,墙壁上投射出的唱片机在流转。他望向窗外,是北德银行怪异形状的奇诡大楼,和他的身影一起,在黑暗里灯火通明。
他恍然意识到,这个类似的场景仿佛见过。
九年前,一家香港新媒体在北角创办的那个夜里,他二十三岁,加入其中做编辑。那栋楼叫千禧广场,那条路叫英皇道。那时不像此夜,媒体编辑记者总加班,夜里加班人多,他们年轻且贫穷。在许多忙碌的夜晚,他们同样喝廉价威士忌,或更廉价的佐餐红酒。那些年,巴黎恐袭、英国脱欧、旺角鱼蛋、书商失踪、文革五十年,不分白天黑夜,他们在文章里关心全世界。
但他们生活逼仄,身体不得舒展,从不一起跳舞。
(待续,吧。)
想家了
感动,无以言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