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书是一场长久困扰我的疾病，现在我已痊愈了吗？
Writing was an illness that plagued me for a long time, but now I have recovered from it?
（第 001 期播客：《写书是一场长久困扰我的疾病，现在我已痊愈了？》。这是我的初次尝试，一刀未剪，只是独白，很不成熟，希望你包涵，也可以直接阅读文章的。ps：录音与文章相比，有更多自由发挥的地方。本期内容感谢 Yang Yi 的鼓励，以及他推荐的播客编辑软件。）
最近，刚从南德的旅行中回来，一路上我想了很多事情。我想先从一个小时候被困住的世界讲起。
十四岁到十五岁的那个暑假，我突然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生目标。我对表弟说，我要当一个作家。他没有说话。毕竟在那之前，作为晚期儿童，我们从来没有对未来的规划。我那时会写一点作文，背一些古诗词，读过的最长的书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大概要么是《西游记》，要么是《呼啸山庄》。但读得最认真的书，那就记得很清楚了，是《长安乱》，韩寒著。
关于这本书，事情起因是这样。那时候我的一个朋友，类似于发小，从小他就帅气、幽默，能逗女孩子开心，十四岁时已经一米七几了，长得像年轻的任贤齐。我不太清楚他家的教育方法是什么，反正他可以天天读《看电影》这种杂志，跟我讲过很多我从没听说过的外国导演和演员。那时候《看电影》杂志很火，卖得也很贵，这个习惯他竟然可以保持到高中毕业。诺兰的《黑暗骑士》（音频里，我口误说成了《黑暗骑士崛起》）就是他告诉我的。高考毕业的那个夏天，他带我去当时刚刚兴起的商圈电影院，在重庆江北的北城天街，那时候很高级的地方，看一部叫《窃听风云》的电影。高潮部分时，在反派吕良伟正义凛然的演讲中，电影迅速切换吴彦祖、古天乐和刘青云被暗杀的镜头，他说这是致敬大师，这个技术叫蒙太奇。我从没听过。
回到初二的时候，他有天借了我一本书，就是这本《长安乱》。后来这本书再也没回到他手上。因为这本书被我妈没收了。这之前我没有偷偷把课外书藏起来的概念。那天放学回家，我妈双目圆瞪，这种表情通常只在我考试失利时才会发生。我妈认为，这本书是可怕的闲书。在这之前我没有闲书的概念。那天的情景现在已经记不清了，总之我大哭、愤怒，并感到非常委屈，觉得毫无道理。
隔一天我被语文老师叫到办公室去，具体内容现在记不得了，她站在我妈妈这边。她大概是说，读韩寒不如读其他的名家。这话我倒是听了进去，从此开始了搜集名家之路。让我说说这些名家都是谁，林清玄、席慕容，现在看来还不如读韩寒。我后来的搜集会更有水平，但这是后话。
其后几年，一直到高考，这件事都频繁发生。我喜欢放学去图书馆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上自习，小部分时间是借书，我妈觉得我喜欢去图书馆，一定是去看闲书。有个高一的周末，本来应该去上补习班，我去新华书店看金庸，没想到一抬头，就是我妈的双目圆瞪，给我把书一扔，我感到很羞愧，双脸通红，只能认栽。长安乱事变之后，我会把名家藏起来，但在我放袜子的柜子里，我妈就在袜子下面找到了名家林清玄，从此不能阅读。
初三毕业后，我倒是读了很多书。由于我中考成绩非常好，直接进入了中学高一的清北班。这个班，很多都是这种从区县被“掐尖”挖上来的。现在那个班里的很多做题家们都在硅谷，给马斯克或者黄仁勋打工，混得稍差的，也是给马化腾打工。现在程序员广泛失业的处境，有他们的一份功劳。这些我们当时都想不到。回到那个夏天，我读了很多书，这时候我自我搜集能力进步很大，开始读《围城》和莫言的书，还开始自己写作，按照现在的说法，那时候我开始写青春版非虚构了。这是最后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夏天。
因为中考成绩好，我爸妈奖励了我一台联想牌笔记本电脑，我开始用 word， 很慢地用双拼打字，排版，想象自己是个作家。我爸觉得我想一口气吃个大胖子，显得自己博览群书。高一的时候，我在一次考试中滑铁卢，改考卷分数，不出意外被发现之后，我被父母怒斥。那天晚上我罚站，我爸禁绝了我的幻想，他说，我们家要出个作家，自己会高兴得很，但这不可能。
高中后我意识形态觉醒，一开始和父母尖锐对抗，坚持要看闲书，坚持要去转文科班。后来想想，那大概是他们觉得最绝望的时期吧。这个孩子不可管教。当然，这种问题在那时候，会被一概定以为“青春期叛逆”问题。倒是我的理科班班主任，化学老师的批评让我更为受用。她说你太有主见了，但是你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这就是刚愎自用。我觉得这个批评都比“青春期叛逆”更尊重我。甚至被当时的我理解为一种反向的认可。
之后我学聪明了，转变方法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使用蜿蜒前行的策略。我说叶秀山教授主编的那一套《西方哲学史》是政治课要求读的，有利于政治高考。苏轼集、陆游集等经史子集，也有利于高考作文的三段论。我也开始读很多周刊和杂志了，《南方周末》、《凤凰周刊》、《天涯》这些杂志，都会变成我写高考议论文的论据。我爸妈都不是知识分子，只是很关心孩子的负责任的中国父母，这套论述他们听进去了。我因此获得了一部分读书的权限。
时间过去很多年了。后来发生的事情，磨难也好，曲折也好，复杂性也好，创伤也好，都远胜于当时这点微不足道的家庭冲突，我也早与父母完成和解。但写到这段记忆，还是免不了一番内心酸楚。我想，现在我可以这么去看待当时的自己，这是我有意识以来，最初面对的一个无解的小小世界。
这个月中，我完成了从 2021 年来到欧洲以后开始的写作。从德国的小城哥廷根开始，后来是波兰克拉科夫，接着是捷克奥洛穆茨，最后来到柏林，定居此地。四年时间，我走了很长的路，遇见了很多的人，自己和他们都经历了非常多的故事。我把其中相当多的经验都写了下来，塑造成我的一部分。写完柏林的章节时，我觉得可以结束在这里了。对于更漫长的人生来说，这肯定只是一个开始，但这本书的建造，我觉得可以到此为止。在我心中，这段经验有一个完整的弧线了。
但是就在今年，我就要满三十五岁。我才意识到一件事儿，这个执念竟然持续了二十年。如果线性地理解这个执念，会是一个坚持与病态共存的、非常庸俗的故事。按照小时候那个年代流行的天才少年作家铺满传统纸媒的叙事，我得是个多没天分、又多么病态执着的人，才会把少年时期的一个虚幻念头，当成半生的目标去完成的。这本书稿能不能出，能以什么方式出，我都没有把握。但从这个庸俗的叙事来说，我至少把自己少年时的这部分执念完成了。
但这件事可以有更丰富的理解。时代变化得很快，世界如此，中国更是如此，而且是在加速变快。每过三五年，甚至一两年，人们的价值观都会系统性地重置和重建一次。这件事我很习惯，从我进入社会以来，已经变过好几轮了，而且剧变往往都是叠加发生。
我从去年开始意识到，我小时候的幻想，有一个巨大的社会背景。我也好，父母也好，老师们也好，被嵌套进一个更巨大的、由传统纸媒主导的、以及中国对发展的极度渴望所塑造的压倒性结构之中。既然现在完成了一个非常长对自己的承诺，我可以更详细地讲讲这件事。
那时候我妈妈也读书，她读《哈佛女孩刘亦婷》、《走进北京四中》这种书。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对她造成过什么样的影响，又是如何间接地对我造成影响。少年天才被批量地制造出来，一定会影响我妈和我，只不过影响她的是正统天才，影响我的是韩寒。从媒体结构来讲，那是一个传统媒体在商业上最兴盛的十几年，我能看到的、接触到的就是这些故事。也因此，去年我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，我最初的那个幻想和执着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我那时候想当一个作家，和现在的小孩，想当一个 Youtuber，或者 B 站和抖音的 Up 主，心理结构绝对没什么巨大区别。
但是我写作的理由，一直在变化。
更早的记者和编辑时代的写作先不说了，我以过去几年为例吧。当我在作为移居者的过程中，对付日常生活的所有间隙中，我开始想象一本潜在的书。先是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，我被卡在一段又一段的书写里。我同时在做两件事情：重建自己的生存土壤，找寻陌生社会的位置，也在不断重新寻找书的结构，像一个房子一样，慢慢搭起来。每一个章节，都是存放这些经验的房间，最终它们成为一个小小世界，可供一个陌生人在某天，也许带着好奇或者疑问进入。当脑子里有这个比喻之后，我的感受变得很不一样。按照我的土耳其朋友席琳的说法，她写作是为了存在，不是为了其他。当我知道她身体的一些疾病后，我更理解她这句话的重量。这句话也在其后几年影响了我。
因此，这个少年时的幻想，虽然现在看上去还是同一件事，但对我个人的意义，以及我怎么去写，其实早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其中一个迥异的原因是，我真的经历了许多事，也重新理解了许多事，写作成为必要。
时代在剧烈变革，我的写作风格与主题也在不断变迁。十年前在香港做媒体时，我做完一个为期半年的专题后，总编说，你如果不再做中国题目，是否希望加入国际组？我回绝了，因为我对自己的英文非常没有自信，从来没采访过外国人，也没有出过国，我加入国际组能做什么？十年前我想象不到，十年之后，我写了一本除我自己之外、全是外国人的书稿。
写作的意义本身当然也随之变化。
写作在今天可以是很多事情，在一个编程都变成自然语言的年代更是如此。写作可以是社交媒体，小红书文案，公众号引流的爆款，可以是 Substack ，所有平台，你都得符合算法的规律。当然，还可以是你和 AI 对话的 prompt 提示词。但是写一本书时，据我自己对自己大脑的观察，大脑发生的反应，那种珍贵的，经年累月地，反复琢磨地孤独，独自在森林和荒原中行走，找到出路，最终见到一片海洋的感觉，是写渴望获得及时反馈的媒体文章，公众号，社交媒体， AI 提示词，永远体会不到的。那是一种建造的感觉。你在构建一种存在意义上的记忆宫殿，一条可以通往这个宫殿的蜿蜒小径。
还有一件事，最近也让我感到颇为意外。二十七八岁时，我的人生经历过一连串巨大的断裂，具体内容这里不说了。总之职业路径必须暂时转轨。我从记者变成公关。我的生活从香港搬到了深圳。我常去旧天堂书店读书，我在那里读了许多本保罗·奥斯特。在《纽约三部曲》里，那个主人公说过一段话：
Writing was an illness that plagued me for a long time, but now I have recovered from it.
那个故事读得让人心碎，我猜想保罗·奥斯特写那本书时，对写作本身也感到焦虑与幻灭吧。那时候，我写的东西也发生了完全的对倒。我从中国政经与社会的写作，变成了写一家企业的全球化商业成功故事。在工作以外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写什么。我告诫自己，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写完了自己的书，一定要在社交媒体上讲这句话广而告之，当做宣泄。没想到一下子过了这么多年。总之，我写完眼下这本书稿初稿的那天，我真的发了。
但在发完以后，大脑有了新的感受。不是这样的，写作不是疾病。写作恰恰是过去几年，最充分治愈我的方法。举例来说，在来到柏林以前，这些年我基本上独自旅居，在一个城市，住上半年或更久。也总是在独自旅行，旅行时，我总是独自走很多路，总是在步行。步行会持续地产生内啡肽，不同于多巴胺，这对大脑是一种持久的放松，这是生理的感受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也带着经验在上路，对于移居的困惑、孤独、自由、新鲜、意外、浪漫，诸多矛盾的感受，总在同时发生。如果没有写作，它只在大脑里，在这个孤独的容器当中播放，而且你也有可能忘记。而写作，如前所述，是在建造这些记忆宫殿。
然而更进一步地，我想强调，在书写这些经验时，我不只是再次经历了同样的体验，我也会重新思考和理解它。我不得不做一个建造宫殿以外的比喻：漫长写作的过程，也是从一个思维与记忆的迷宫中，找到出口和解法，这段路程你不能作弊。在这个比喻里，写作不只是为自己和他人建造。写作是为了理解，理解世界，同时逼近自己。
所以，我觉得自己错怪写作了。写作是我存在的方式，这句话我剽窃了土耳其朋友席琳。疾病的不是写作本身，而是少年时代对写作、对成为作家的误解，那个时候想象这件事，和名利与成功高度挂钩。而名利与成功是寄生物，总是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剧烈变革，附着在不同的职业上。
小时候，我误解自己在制定一个伟大的人生目标，也不知道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和父母都错了。当时，中国社会的具体焦虑和现在不同，但我想结构上会很类似。整体中国社会对创作、知识、读书、见解、成功、财富、地位、阶层，有一种强大的焦虑、不安和压迫。这是对写作本身的误解与伤害。所以我决定收回二十七八岁时的想法，并且要继续写下去。有很多可以写的，这些东西是一步步走出来的，我敝帚自珍的独特经验。写作是一种必须。
最后，在写完这本初稿后，我也暂时从一段漫长的建造中脱身出来。接下来，我会尝试做一些音频节目，这一期是一个不成熟的初次尝试，不是访谈，只是独白，如果你愿意听，我非常感激，也欢迎给我留言建议。我目前还没有专业设备，one take，没做任何剪辑，只用 Adobe Podcast 消除了杂音。我的想法是，先让这件事变得没那么可怕，我才能做下去，希望你能谅解。
另外，这个频道，此前因为没有任何详细更新计划，所以我没有设置过付费会员阅读的选项。但过去两年，仍然有 20 位左右的朋友，慷慨地支持过我，感激TA们。此前两年，我在欧洲有两份兼职工作在做，没有迫切的经济考虑。这两份工作都在去年年底结束，我如今成为一个自由职业签证的持有者。因此，我也有必要思考更多的谋生方式。接下来，我会好好思考一些更长期的写作计划，会以会员的方式发出。常规的公开 newsletter 我同样也会继续发出，谢谢你看到这里。
思聪声音好温柔啊 跟你本人的形象感觉有些反差哈哈
你的写作巧遇了老侨居欧洲的我那些年的忧伤和无助。但现在觉得矫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