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十天后，把书带到柏林
在家乡待了一个月，去了好几个中国城市，带回几本今年的中文新书
Hi，周末愉快，别来无恙。
六月中旬后，我才从中国回到了柏林。五年来，我第一次回国这么久，七十来天。如每次的往返一样，我带一些中文书到德国，再偷偷摸摸地带一些家乡食物。每次行李都超重，需要在机场补钱。回到我在柏林住的街区，首先是安静，谜一样的安静。最初的一瞬间我感到惊异。更长久地居住在一个地方，总是不自知地改变人感知周遭的习惯。七十天也没多久，但你就是习惯了另一种生活的背景。
1.
大概是过去七十来天，我再次习惯了喧闹。在老家县城，没有深圳那么多车流和运输，也没那么多建筑工地，但仍然有广泛的背景声音。小区门口是一个中学。下午小贩们的推车就聚集了过来，卖凉面、烤肠、炒饭，等等，比起我小时候放学卖的东西来说，丰富很多，推车也五颜六色得多。一个小贩很有创意，他卖面筋，标语是“你考清华，他考北大，我烤面筋”。晚饭时分家长们也来了，一些是汽车，一些是电瓶车，还有做接送生意的电动黄包车。
地摊明显比前年回家时多了，特别是在家附近，每天白天都有一条街的地摊，卖车厘子，空心菜，衣物，等等，什么都卖，直到傍晚才收摊。很多地摊都摆在超市的门口，形成直接竞争。上次是2024年夏天，我走过另一条主街，看到更多的是旺铺招租。那条主街的人行道上，也是集市一般的临时地摊一条街。今年，城市更偏僻的地带，落成了好几处新的“第四代住宅”楼盘，外表华丽，巨大的阳台和楼层挑高，令人心生向往。售楼处的宏伟也不输大都市，兜售一种空中花园的概念，但几乎没有入住。
那阵子，县城发生了一件上了热搜的事。一个阿姨摆地摊，一位中学女生常在这里吃小吃。学校考试，禁止带手机。女生找这位阿姨借了手机，在考试中被查出来，全校通报批评，还请了家长。家长勃然大怒，来找这位阿姨麻烦。视频里，那个家长气势汹汹，说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，她找你借手机，你就借吗？阿姨哭着给这位家长下跪，被食客手机录了下来，发上社交媒体，新闻门户也纷纷跟进。跟家人聊起这件事，他们也都在各自的手机上看到了，说这下又全国出名了。
回家的路途仍是比较漫长，据说明年会通高铁，这样就会方便许多，不用再飞机转火车，再转小巴或拼跨城出租车。原来的老城，早就在水下许多年，变成一片巨大的人工湖。人工湖又有新的功能。早上总会有一些赛艇队训练，据说是东北某国家级的专业运动员，每年专门来此训练。我对这片湖许多年来都有些障碍，这片人工湖下面就是原来被淹没的老城，因此一直不太舒服。但两年不见，湖的生态比之前好，消落带大多数时候能够保持湖面的水位。因此某些瞬间，这个湖面配合着赛艇的人，竟然让我想起海德堡。
湖边的塑胶跑道、自行车道，这次回来也搭建好了，傍晚散步的人很多，烟雾缭绕或者夕阳西下时，有人支起三脚架，面对手机，打开抖音直播自己唱歌，主要是一些千禧年的流行曲。老家的基建比柏林好。中国生态就是如此独特，如此矛盾。在感到自己内心充满难以协调的矛盾后，我找来一些陈年县志，1984年的，2006年的，试图寻找一些不存在于我记忆中的和家乡的联系。我离开老家太早，走之后熟悉的家乡又彻底消失，二十年来都如同游魂，我想总有一天我得找到办法解开这个结。或许是写一本关于故乡的书稿，但我还不知道怎么叙事。
回家乡一直以来都比较折腾。这次回家的路途格外漫长，主要是因为回国的这一段。我提前订好的卡塔尔转机的航班，因战争而临时取消。我不得不先往南，飞去伊斯坦布尔，再往北飞往北京，接着再到深圳，耗时四十八小时。这几年，因为战争，国际航班安全的通路越来越少。中国的航空在这方面独具优势，可以直飞俄国领空。当然，价格也上涨许多。但无论如何，比起大疫期间，能顺利回国已是很幸运。我曾以为四十岁以前都没办法回国的，那段记忆可能在许多身处国内的人眼里，都是一段无休止和无意义的重复，以至于三年像是一段醒不来的梦魇，失去时间和故事。但对那时身处东欧的我来说，深渊之外也未尝不是另一片黑洞。
2.
这次回国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因为今年初写完的这本书稿。因此五月后，我要去上海，见一下出版社的编辑们，此前我们从未见过。我是i人，编辑也是i人，我们总是保持着礼貌和尊重，但好像少了点激情，类似于《天才捕手》里的那种编辑和作者的激情。出版进度应该没那么快，我提醒自己保持耐心。另外一位这次回国认识的新朋友，张小满，她今年出了自己的新书《大厂小民》。她提醒我这位后来者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读者如何评价，你要相信你能找到你的读者，你要相信自己写的书有它的价值，这是作为一个写书人的根基和信心。
在柏林的住处打开行李箱，先不管那些混乱的衣物，和被散落的行李弄得一团乱麻的房间，先把这次带回来的书放上书架。这次带到柏林的书，和之前几次都颇有不同，好几个作者都是朋友，我因而更亲近。我把他们数年努力的成果，带到了柏林。作为一个刚刚勉力完成一本心目中的书稿的人，我知道完成这些作品意味着怎样的漫长日夜。这些书的设计，都各有各的漂亮，简体中文书如今的装帧设计是世界级的，每隔几年都在升级。都说生产一本书的各方，都不怎么赚钱，但出版社和作者们，还是在努力设计出这么漂亮的书来，大家应该都很珍惜出版的机会，毕竟版号贵且稀有。
先是张小满今年出版的新书和她的上一本书，《大厂小民》、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，她在深圳送我好几本，给我的那本写着，“春天快乐，故事永不停歇”。我还受托多带了两本，送给她在深圳的大厂工作时的朋友，来福。我因为来福而在深圳结识了小满，深深惊讶于她可以在大厂上班期间，不断写作，还在打工时就出版了那本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。离开两年后，这本《大厂小民》也完成并出版。大疫前后，我也去某个厂里上过班，每天都魂不守舍，在一种情绪解离中度过，哪里能谈什么写作呢。
3.
另外两本新书，对我个人而言有特殊的含义。我先是收到了李梓新的《出潮入海》，接着是杨潇的《另一个国度》。把两本书摆在一块，拍了张照，我才突然想起来，这两位作者，是2024年年末的那一场柏林活动中，我邀请来的其中两位主要讲者，他们分别有单独的展示。那天下午，活动开始后不久，天就黑了下去。人很多，上百人，大部分是生活在柏林的华人，还有一些讲中文的欧洲人，说这场景让他们回忆起自己在中国的那些年。杨潇讲他在大疫期间，写作《重走》这本书的过程，巨细靡遗地讲述一本书如何能够搭建出来。他那时正在为这本关于20世纪德国政治记忆的书，做来德国的第三次驻留、重访和研究。李梓新讲英文世界非虚构的发展，和他正在做的学习和尝试。他那时住在英国，最初在伦敦生活，陪伴小孩念书，后来在参加了几次英文非虚构的工作坊后，自己也去UEA，读了一个创意非虚构专业。从那时起，他开始在课堂上写自己的家乡潮汕。
拿到书，看了几章，有些感慨。曾经在闲谈和讨论中，我听他们聊的那些历史与对写作的看法，都被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实践出来了。
出国前一年，我曾去北京拜访过杨潇，他鼓励我要带着问题出国，要保持记录的习惯，要做好保存，并讲了许多自己的经验乃至教训。那时他只是稍稍提到了这本记忆政治的书。我因此尤为期待这本书的成果。在这本书里，他提到了三段驻留在德国的时间，2012年，2019年，2024年。一本书从一个念头开始，而后保持这个念头的火苗不熄灭，寻找柴火，让它缓慢燃烧起来，相信它会燃烧起来，这过程不容易吧？于是最终完成，到出版，竟然可以花费十几年的时间。2012年，估计他那时也才刚刚三十岁吧？这期间，他的职业和很多记者一样，也几经变换（但从没去过大厂做公关），并另辟一条路径，完成了《重走》，还出版了《可能的世界》。这次我把《重走》也带来了柏林的住处。五年前出国时，这本书太厚太重，我不得不舍弃。我看到了自己在上面的许多勾画和笔记，很多细节都遗忘了。十几年完成一本书，这种内心的惦记，重返，古法写作（区别于AI的写作），像是一种很古老的、显得过时的美德。十几年，流行的、重要的、当下的，甚至连媒体生产工具，都变了好几轮了吧。
不知道2024年的那个冬日，听了他们分享的观众们，有没有人得到一些启发，开始去实践自己的创作？我个人受惠于那场分享和前后的交谈。一个是如何探访历史、搜集资料、实地探访、问题意识和不停歇地记录。另一个是在跟我说，在此之外，还有个人的那部分私人经验，新闻业认为不可写的部分，应该被以个人的方式书写出来。暂时我不再有这样的机会，去做同样的组织和设计活动的工作。可能也正因此，我今年初才有心力，把他们曾经教给我的只言片语，化成属于自己实践的最终部分。
4.
我是在国内的最后两周，才收到后来的这两本书，因此这两本都是在柏林读完的。暂时我还不想、也不够写严格意义上的书评，只想谈论一种阅读的感受。
在李梓新的《出潮入海》里，我看到许多条时间线在共时性地发生。作者在潮州的少年时代，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，存在于他的记忆中的房屋格局，父母下班后的场景，去寺庙拜老爷，父亲下岗后另寻出路，母亲卖票的电影院，高考的前夕，走出潮州的那一瞬。再读一些页，作者去往北京，上海，汕头，结婚生子，第一次去英国，家族的变迁。在英国，在课堂上写作出来的潮州，在那些英文写出来的文章中，时间又来到作者少年时代的抽纱家庭。他不断地重返，在记忆中重返，在地方志里拼凑相貌，实地回去探访。
但时间在书中不是线性的，潮州在文本中也不是地方志的。作者的潮州当然有食物和神明，但更多来自那个抽纱家庭在时间之流里的变迁和衰老。那里本身存在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在事后，可能是在英国的课堂上，被作者用英文，一点点批凑起来。另一条线索关乎语言，说话的语言和写作的语言，潮州话、粤语、普通话、英语。语言的切换中，总有统治性的语言，也总有不安的语言。还有一条线索关乎写作这件事，对写作本身的写作，从记者到作者的写作，经历过何种文体意识的变换。我想这些感受，我都和作者共同分享，只是他完成了自己的实践。
这季节，德国白昼永恒，我在傍晚去找绿意盎然的草地、大学广场和街边公园，公放一段冥想音乐，慢慢读完了《出潮入海》。这样的阅读很好，站着读，蹲着读，躺着读，赤脚读，读出声来。在这里一点也不奇怪，首先人很少，没人在意你在做什么。读完的那天，我身旁只有一个盘腿而坐修行的长发青年，我猜他享受我的音乐。那夜我做了很多梦。可能是因为这本书刺激到我对家乡的记忆，也许我潜意识也想试试这种写作，但好像还是很难。可能是五年来，我第一次在家乡待了近一月之久，因而重新熟悉家的气息，得以重新听家人更年轻时候的事情，和他们在我现在的年龄在担心什么。醒来后，我给父母发去一些信息，表达想念。
5.
之后一星期，我在自己家，市立图书馆，在U-Bahn上，读了《另一个国度》。其中我能看到好些曾经作者在口头聊天中谈到的事情和人物，还有些细节，是我在那场2024年末的活动上目睹的。我将这些细节勾画出来，感觉自己也见证了一个作者的写作和心流。
《另一个国度》里，我最喜欢的一章是《寻找DDR：一个不可救药的柏林墙爱情故事》。这个故事的前提是，预先存在一个原本已发表的故事，发表在2012年。在这个篇章中，这篇2012年的叙事被发表出来，被“柏林墙爱情故事“的男女主角读到，在一个谷歌翻译都不太存在的年代里，请一个中餐厅的华人员工翻译出来。主角们一开始不相信自己的故事有被书写的意义，却因为受到这个中国记者的作品启发，自己也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事。但很遗憾，没什么欧洲人愿意了解他们出版的自传。
还是这个中国记者，后来成为作家，在不断地往返两片大陆，十几年后，又写了一段再次更新的历史叙事。在新的叙事中，作家本人也在重读和转述主角们自己书写的自传。作家本人从三十岁到四十出头，AI已经彻底颠覆了人们阅读外语的经验，故事主角们，也老了，或是死了。不知为何，读完这个篇章，我感到故事因为故事而繁衍，写作因为写作而增殖，分裂，因而诞生新的私人历史。
我看到作者在豆瓣该图书词条下，对这本书的简练总结是“对多年关切的一种交付”。
接下来一个月，我会陆续更新更详细的回国记、书评，以及可能会有一些想限制阅读范围的内容，我会把写新闻信的频率尽可能固定下来。谢谢你看到这里。
期待新书！
期待你的书呀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