恢复写作、延迟治疗与赛博搬家

这是「Diasporic Letters 离散纪事」的第 2 篇推送。周末好，祝福你快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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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图片由ChatGPT4+DALL·E生成。我的指令是：「柏林墙倒塌前，一对恋人在柏林墙边相对而大笑。」我没想到AI随机附赠了我另一个仿佛DDR官员的大笑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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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从两年前讲起。2021年11月，我刚到德国哥廷根一个来月，李梓新邀请我给非虚构写作平台「三明治」写一写我的欧洲留学经历。

应该怎么形容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呢？对，鬼使神差。

在哥廷根那个图书馆里，刚开学，到了晚上十点半后，就没有太多人。我在那里，找到一个在书架之间的角落，开始写下第一个句子。随后，就「鬼使神差」地完成了那第一篇《抵达哥廷根》。后来我在其他平台发表这篇文章时，加了一个定语，「大流行下」。

我偏爱「大流行」这个词，而不是「疫情」或其他。一个朋友留言说，「大流行」让她想起了《银翼杀手》里的「大停电」（Black out）。

因此我是在大流行或大停电之下，抵达一个全新的地方的。

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因为那意味着真正的「恢复写作」。我本以为只是写一篇文章，却没想到，李梓新是让我写「专栏」。最初他的要求是，一个月一篇，后来被我拖成了：两年，一共写了五篇。唯一可以找的借口是，这五篇文章每一篇都很长、都有许多研究、采访和参与式观察（或观察式参与），以及我浓重的个人命运轨迹在其中。因此五篇文章，有快八万字。

第一篇文章《大流行下，抵达哥廷根》，方可成也放在了他的Newsletter新闻信推荐的某一期里。并且，他在那一期新闻信里大意说，即便在当时那种环境下，全球化仍然不会终结，因为仍然有人在抵达，等等。

他私信我，推荐我用新闻信，因为新闻信不用担心文章被删除，并且可以写些短一点的、即时性的内容，不用每一篇都是长文章。大意应该是，可以作为写作长文章间歇期间的缓冲，并且也可以和读者有更多更直接的交流。

在方可成的怂恿和一时冲动之下，我研究了几种新闻信平台，最后决定建立Substack，然后就搁置了两年，直到上一周。那时我遇到的首要问题时，我不知道如何起名。在这个时代，任何一个网络发布的东西，都会被视为一个「品牌」，总会被要求运营技巧、增长经验、达到多少订阅、转换成何种经济利益，等等。而一个名字，是所有环节的开始。其次是，我发现我没有余力去做「写作长文章间歇期间的缓冲」，「和读者有更多的交流」。

我在咬紧牙关泅水，完成每一学期的学业，无尽的课程阅读和论文，外管局和市政厅的官僚文件，迁徙三个国家，成为援助乌克兰难民的志愿者，寻找和我个人关切相关的选题，努力给三明治写一些长文，找一份实习或工作，研究该国法律文件，思考将来自己如何留下来，并且还能创造点什么。

我根本没有余力缓冲，也根本不想和读者交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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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015年开始，我知道自己在香港做记者的处境并不安全。2016年4月以后，作为一个在港媒工作的内地记者，我开始正面与国家机器相撞，面对威胁、骚扰与恐惧，持续数年，家人也深受其害。2018年8月，我因为帮朋友发维权文章，打米兔官司，直面中国内地媒体圈和公益圈内的撕裂和深刻失望。而到2019年的香港之后，我彻底陷入失语。如果要简单概括，那是一个非常暴烈而惨痛的图景，我的职业与身份，让我陷入更加巨大的撕裂、忧虑、恐惧和愤怒之中。2020年，大流行首先在中国到来，大疫同时暴露和掩盖了许多东西。

掩盖的关于我自身的东西，至少包括我应该寻觅的创伤治疗。

我因此根本不想和陌生人交流。当然那一年，也是很多人开始不再和陌生「同胞」交流的时刻。

2019年夏天以后，在转行去做品牌、公关、市场的那两年时间，我给《经济观察报·书评》写过一篇约稿。我是这么写完那篇稿子的：

每天的午休、带薪抽烟时间、或晚8点以后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，艰难地磨出来那篇稿子。地点是华润万象城楼下，我拿着一个带键盘的iPad，蹲在吸烟区的角落，每天在众人带薪抽烟的云雾缭绕中，偷偷摸摸写几段，然后跑回去开会、做方案、被老板指挥、再指挥乙方、做PPT和写周报。那篇文章在2019年年末，以笔名在该报上发表了。

其中有这么几段话：

「在那样一个‘幽暗渐次聚集的不详时代’里，抒情诗人在乱世浮生中，用个人创作，抵御了集体的呐喊与彷徨，逃离那噬人心魄的恐惧。

也只有这样，他们的命运才不至于只是‘一连串变化、矛盾和毁灭’。‘抒情’不止让人保存核心自我，更深一层的，这样的‘抒情诗人’在大浪淘沙、尘埃落定之后，不仅更真实地记录与描写了那个不容置疑的史诗时代，还用自己的方式，‘动摇和颠覆了史诗的节奏和韵律’。」

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写得这么语焉不详？抒情诗人是什么人？不容置疑的史诗时代是什么？什么才是哪个“幽暗渐次聚集的不详时代”？

那是我在经观书评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，也是一篇写得七零八落、语焉不详的文章。

在港大读第一个研究所期间，我开始给《经观书评》写作，写了五年，前后发表了几十篇文章。那年年底，编辑天元给我寄来报纸。我此前没有保存报纸的习惯，但那次我同样鬼使神差地保存了下来。那是我最后一次收到那份报纸的书评版面。后来这个编辑被迫离开了书评，经观书评作为一个独立的版面也消失了。

我以为以笔名给曾经撰稿的报纸继续写作，一边再打一份工，会是我的一种治愈方式，但是我、编辑、报纸版面，都消失了。2020年随即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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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世间事应该俱是如此，治疗总是会延迟。

对于知识分子、写作者来说，写作和记录就算不是唯一的治疗方式，也至少是最好的方式，是我们跨越时空、抵达记忆现场的唯一方式。比如，我们不妨把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和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》视为汉娜·阿伦特对自己的延迟治疗。

李梓新一直在三明治推崇每个人的「生命写作」（life writing），也有朋友说我这两年是在写「自我民族志」（autoethnography）。什么是生命写作，或自我民族志？我想这些概念之间，纵使分属不同的学科或门类，写作要求有所不同，学者和作者之间会争吵不休，但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对我来说，我的延迟治疗，就是从「鬼使神差」地写出第一篇「大流行下」的「抵达」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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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我把时间快进到上一个星期。

我是在完成了一系列事情以后，决定发一篇「社交媒体文本细读」，也就是过去一年多，在豆瓣上发表的、一般来说经三天审核后、通过的内容，组成了一篇文章，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。发布三次失败后，很意外地成功了。

（完成的一系列事情是指：毕业论文定题、田野和写作大半年及答辩结束、很幸运地拥有一份工作、办完在外管局应该办的签证事宜、找到新的住所，等等。）

此后，我收到一条留言，那是一个彻底的陌生人，2019年5月起开始关注该公众号，我们从未互动过：

「印象中是用微信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给公众号留言，留言给上大学后启迪过自己思想的互联网陌生人。看到您说，不管是新闻报道、采访研究还是社会抗争，都没有回响，一丝一毫也没有。我想这是不对的，在过去的黑暗挣扎里，是您的少年意气和追问思考指引了我方向。那么在您需要凭一口气、点一盏灯的时刻，我也想告诉您，一定有一些人和我一样，期待着您能像过去文章里提到的罗曼罗兰那样，在这个文明垮塌的时代里，把自己活成一整套文明，活出一个人可能的自由极限。作为远方很多人的心中挂念，请不要熄灭。」

我并不记得自己写过「把自己活成一整套文明」或「罗曼罗兰」这样的内容。但我还是回复了这位陌生人：

「真的很感激这一段留言。」

然后这篇文章，在欧洲时间的午夜就没了。

在微信后台，这个陌生人的留言也没了。

这可是一篇经过多个平台层层审核的文章。那么是留言的问题，对吗？或单纯就是这个公众号早已被严格看守的问题，对吗？

我有点无奈，只想找回那条留言，于是在后台给这个陌生人留言：

「X，你好～因为文章被删除了，你的留言也违反规定没了。我没想会这么没了，不知道你是否有保存下来你的留言。」

而我此后所有的行动力，就是被这一条留言激发的。因为那篇拼拼凑凑的文章，还在电脑里有存档。

但这条陌生人的留言，绝不能让它就这么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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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着，在凌晨三点钟，我决定正式启动这个搁置了两年的新闻信频道。

此前，我已在陆续给它搭建一些「框架」，做些前期的「品牌建设」，毕竟营销或推广，也是我2019年以后的「专业」。

一年多前，我给这个频道起了个尚且犹豫不决的名字，「离散纪事」。

考虑到在ChatGPT时代，这个账号会有外国朋友订阅（事实证明，我过去两年认识的、好些不懂中文的欧洲朋友，也因为我在Instagram上的推广，而迅速订阅了），它得有个英文名称。

我给它起名为“Diasporic Letters”。英文名我并未太多犹豫，因为很显然，我不会用Chronicle来命名这个频道，那太过严肃、学术、干瘪和乏味，让人想起发霉的旧年鉴。

在中文里，我纠结中文到底该用「来信」还是「纪事」。我不太喜欢「来信」在中文里的含义，那有一种过于轻飘飘的私人意味，充满了岁月静好之感。而「纪事」这个词，出于个人早期的阅读史，总莫名其妙地让我想起司马迁。

一个惨兮兮的、骄傲的、抗争的、秉笔直书的人设。还有你永远也忘不了的《报任安书》。

这条陌生人的留言消失让我决定：去他的吧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就这样。带着愿意跟我赛博出走的人一起，搬到另一个地方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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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重新解读一下诸如司马迁这样用华语写作的古人，可能带来的现代启发。但我想用汉娜·阿伦特她们的视角来解读。她视角里的「华语」古人不是司马迁，而是一个更早的古人。

纳粹时代，阿伦特和本雅明等人被迫离开柏林，在巴黎流亡七年后，法国也沦陷了，他们必须得继续流亡下去。但很快，整个欧洲都将变得不再有容身之所，犹太人的出入境也变得极其困难。

在还有旅行自由之时，本雅明从丹麦带回来布莱希特——另一个逃离纳粹的德国人——的未发表诗歌。这首诗叫做《关于老子出关途中「道德经」起源的传说》。

在自身艰辛的流亡途中，他们在这首布莱希特的诗里，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故事？

一个决定离开故土的老者。在海关。海关官员居然并未为难他，而是知道他要走，劝他写点什么，留下来。他于是口述了五千字。这个海关人员记了下来。流传两千六百年。

这个华语古人的流亡故事，竟然会深刻地打动那时的布莱希特、本雅明和阿伦特。

当我在阅读一本书里记载的阿伦特的阅读时，老子的故事已经在第N层阅读中。而我的个人视角里，这个故事是如何发生的？应该如何以全新的宇宙之大，来呈现这样的时空关系？

老子出函谷关。

他们被迫离开德国。

布莱希特在丹麦读道德经，并写诗。

本雅明带回巴黎，给阿伦特看。

本雅明写作导读。

阿伦特评论该诗。

继续她们各自的流亡路途。

阿伦特驶入大西洋。

本雅明自杀在波港。

……

……

我在德国读阿伦特传。读到这个故事。

一个我小时候就知道的，

老子出函谷关的故事。

当我写出以上这一段时，这已成为了一个莫比乌斯环一样的故事。

我也突然意识到，这个衔尾蛇一般相互启发和鼓舞的历史故事，不也发生在我和这条陌生人的留言之间吗？

用某种方式，我们终会和任何时空里的孤独旅人，相遇在历史的莫比乌斯环中。

（备注：后来那条陌生留言的朋友在后台回复了我，把那条不见的留言又发了一次给我。让我得以记住它。此文也感谢TA。祝你周末愉快。）